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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女的故事》：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首次出版于1985年的社会推想小说
2017年，由Hulu出品的美剧《使女的故事》，横扫了当年的艾美奖，包括剧情类最佳剧集、最佳女主、最佳女配、最佳导演，以及最佳编剧。
之后该剧频获大奖，并且由于30多年前的作品似乎暗合了当下现实，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
今年6月，《使女的故事》第三季开始播出。
为什么一部写就于冷战结束之前的反乌托邦小说，在今天，可以掀起如此的波澜?
故事中，由于核污染，人类生育能力大大降低，宗教狂热主义者们推翻了美国政府，建立起一个神权政体——Gilead。
在这个“新”世界中：
有生育能力的女性，沦为统治阶级没有生育能力家庭的生育工具，不再被当作人来看待，而更像是“长着两条腿的子宫”。
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读书的权力;
强调环境保护的统治阶级，依然不肯放弃化学干洗;
大主教们白天声称要以家庭为重，晚上却监守自盗，心照不宣地出城寻欢作乐;
比恶更让人唾弃的，是伪善。
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出生、成长在这样环境中的孩子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就像剧中完全相信《圣经》，却不能真正读懂教义的少女Eden。
如果一代人以后，世界的黑白被完全颠倒，并被人接受，那将是怎样的绝望。
这种恐惧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若隐若现。
当看到经济学家们分析出生率下降和人口红利衰退时，我们惶惶不安;
当美国阿拉巴马州在今年五月通过了最新的反堕胎法时，我们倒吸一口凉气;
当猥亵儿童事件一而再地出现，消息却如泥牛入海时，我们……
或许这些丝丝缕缕的现实，就是看《使女的故事》时，不寒而栗的来源。
玛格丽特曾在多次采访中表示，《使女的故事》是一部社会推想小说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可考史据的，它只是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荒诞和残忍，进行了集中化、文学化的表达而已。
那么，这个看似遥远的世界，究竟曾经离我们有多近?
1.
玛格丽特曾在哈佛大学做过清教历史研究，这位加拿大女作家，有一位在17世纪受过清教徒迫害的美国祖先，Mary Webster。
玛格丽特将Gilead设定在了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Cambridge。
当年乘坐“五月花号”，第一批来到美国的清教徒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落脚。
在玛格丽特看来，清教徒因为逃难来到新大陆，就像美国中学历史课本里那样的描述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
这些清教徒们真正想做的，是建立一个神权政府，他们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这一边，然后对所有反对者睚眦必报。
清教徒迫害反对派的狂热，并不是在1620年突然爆发的。
而是经过了大概一个世纪的酝酿，发酵于：
“血腥玛丽”的宗教迫害，
伊丽莎白一世提出的英国只能有一个教会，
以及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，政治诉求的求而不得。
100多年来的屈辱和颠沛流离，被清教徒们带去了新的世界，并走向过极端。
《使女的故事》中，用服装区分女性的功能。
这只是Gilead复杂而严密的控制体系中的一部分。
就像清教徒曾经使用过的招数一样，严格的服装准则、语言准则和行为准则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，模糊我们原本的观念，渐渐用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，对人进行有目的的规训。
使女只能穿红色的衣服，
合法妻子只能穿蓝色的衣服，
女佣只能穿淡绿色的衣服，
嬷嬷只能穿棕色的衣服。
创立这样规则的人们，想必早已在心中，固化了每个人的唯一价值。
剧中，每次开始本质上就是***的“受精仪式”之前，大主教都要打开《圣经》，念到：
“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她姐姐，
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去死。
雅各对拉结生气，说，
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?
拉结说，我有我的使女比拉在此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
使她生子在我膝下，我便靠她得到孩子。”
——《圣经·
原教旨主义者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他们把人的尊严，置于故纸堆之下，并且毫无愧疚。
2.
从大主教Fred的合法妻子Serena的回忆中，我们大概能够感觉到，在Gilead建国之前，她的初衷是理想主义的：希望有更多健康的孩子能来到这个世界。
希特勒也一直是理想主义的。
在掌权后，他热衷于实践自己构想的“社会工程”。
只是他的“空中楼阁”般的理想，建立在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之上。
这是极权颠覆主义者们共同的盲点，或者说，他们有意不去揭开遮羞布，才能让荒诞的政策贯彻下去。
终其一生，希特勒不曾去过集中营，他怕自己会“软弱“，会动摇自己的理想。
除了集中营，1935年开始，希特勒曾授意在欧洲建立大量的“生育农场”，以应对德国下降的出生率。
大量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女性，被迫为德国军官生产金发碧眼的婴儿(也有不少妓女和被洗了脑的德国女性，为了生存，或出于狂热的信仰，自愿为之)，并将这些孩子送给“种族纯洁”的父母抚养，这些父母大多为党卫军成员。
然而，一次生育要经历10个月的周期，显然不能满足希特勒的野心。
之后，在纳粹占领地区，大量金发碧眼，被认为可能有雅利安血统的儿童被绑架至德国。
二战结束后，由于德国资源匮乏，许多被绑架到德国的孩子，死于营养不良。
臭名昭著的”生命之泉“计划，就这样，让无数无辜的生命，命丧黄泉。
3.
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离我们有些遥远，那么1976年——在阿根廷，以魏地拉为首的军政府，在政变之后，绑架和偷窃反对派的婴儿，甚至绑架和拷打反对派怀孕的妻子——这个时间点，离我们又近了一些。
据公开资料显示，在长达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，总计约有500名婴儿被军政府偷走，交由仇人抚养成人。
对婴儿畸形的渴望，把女性工具化的政策，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属。
“月经警察”——这个现在听起来有些滑稽的执法者头衔，曾经是罗马尼亚女性的噩梦。
1966年，时任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齐奥塞斯库，废除了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，禁止堕胎。
他宣称，胎儿是社会的财富，不生育孩子的人，就是背叛国家的人。
他规定，禁止离婚、每对夫妻至少要生育4个孩子。
随后，罗马尼亚立法：
采取节育措施，和堕胎一样，属于违法行为;
不能生育的女性要交税;
女性的月经要接受“月经警察”严格的检查和盘问。
这位推行了最恐怖、最荒诞的生育政策的极权者，最终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困局，民怨载道。
1989年的圣诞节后，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了枪决。
旋即，罗马尼亚宣布：废除死刑。
处决残忍的政策制定者，固然值得快慰。
可是我们又如何能够确信，历史不会重演?
4.
女主角Offred在Gilead成立之前，过着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，有一份工作，有收入，有自己的家庭和朋友。
当华盛顿被攻陷时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和家人、朋友在一起，默默地从电视上看着暴行的发生。
她不敢发出声音，因为她有女儿，有家庭，有她不敢拿去冒险的生活。
当她和公司里的其他女性员工被赶回家，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转到了丈夫的名下，信用卡被冻结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没有发出声音的能力了。
这一幕出现时，你是否想到了伊朗?想到了阿富汗?想到了未来?
把女性当作男性的财产，绝不是一种新鲜事物。
在《使女的故事》中，这种从属关系，显然被置于了更显眼的位置：
Offred，of Fred。
名字代表的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某人的财产。
在90后、00后心中，女性可以拥有财产、可以工作、可以离婚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但不能遗忘的是，曾经，甚至现在，世界上有很多女性，没有出生的权力、受教育的权力，玻璃天花板依然坚固无比。
5.
或许，读者和观众们都曾经在某个时刻觉得，《使女的故事》是一部女权主义作品，因为故事中的性别冲突不能再极致了。
但事实是，玛格丽特多次表示，这并不是为了某一个群体创作的故事。
更准确地说，她想表达的，是权力以及权力体系，对身处其中的人，产生的影响。
就像在故事中，并不是所有男性都处于比女性更高的地位。
相反，可以生育的女性，作为有价值的群体，受到了细致入微的“照顾”和“保护”。
也并不是只有男性在控制女性。
比如嬷嬷，这个在相对弱势的群体中，拥有了一些特权的女性群体，可以用厌女症来形容，同样可恨可悲。
玛格丽特说：“如果你授予某些人之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，他们会欣然接受。”
宗教不是恐怖的来源，性别也不是。
是权力，和掌权后，对权力不断增长的贪婪，让极权者们制造出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推想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，它既不是真实的，也不是完全虚构的。
就像《美丽新世界》、《1984》和《发条橙》，那些怪诞、恐怖的故事，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。
然而，这样的故事，对于我们意义何在?
玛格丽特想说的是，任何想要掌权的人，都会通过说出你的欲望或恐惧，或者通过你的本能，来操纵你。
一定要对那些说出了你的诉求的人，保留一份谨慎。
仔细想一想，那些人是不是也在……让我们放弃些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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